小时候，我常觉得我们那里村子的名字很奇怪，倒不是名字本身有什么怪异之处，而是村名与村民姓氏根本不符，比如丁家夼里的村民全是姓刘的，隋家庄的村民全是姓王的，赵家村的村民又全是姓宋的……不过，我老家所在的村子吴家屯是个例外。
　　吴老二一家是吴家村里唯一一户吴姓的人家。他有两个女儿，大的叫吴佳，小的叫吴莲，村民们都称她们为大吴姑娘和小吴姑娘。村民们见面打招呼向来不叫全名，称呼当家男人都取名字最后一个字加上“啊”，如“国啊”“威啊”，叫妇女和孩子则以当家男人的名字来称呼，若你是媳妇，他们会称你为“XX家的”，若你是孩子，他们会叫你“XX家的娃儿”。我在村子里的称呼就是“建国家的娃儿”，而吴莲却没有被叫做“老二家的娃儿”，而是小吴姑娘。我认识她那年八岁，她十一岁。
　　小吴姑娘不是村里最漂亮的姑娘，但一定是村里长得最白的姑娘，那张白净的脸庞仿佛是刚出锅的白面馒头，软软的，柔柔的，让人看了恨不得咬上一口；她也是村里年纪最大的女孩，村里的女孩本来就少，十三岁以上的姑娘早就跟人进城打工去了，逢年过节也不见得回来一趟。因此她成了我在漫长的暑假里唯一的、珍贵的玩伴。
　　那天，我蹲在奶奶家门口，用湿木棍捅蚂蚁窝玩，小吴姑娘从我面前走过，身后还跟着两个六七岁的男孩。走了几步，她突然站住，回过头，望着我喊道：“喂！就你！建国家的娃儿！我们去河边‘干事儿’，你去不？”我立马站起来，扔掉沾着蚂蚁的木棍，使劲地点头。所谓“干事儿”，其实就是过家家，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做饭”。选在河边是因为河岸上长了很多的杂草，可以用来“做菜”，河水还可以“做汤”“泡茶”。我们把采来的杂草用石头拍出汁液，放在碗里，用河水一冲，再拿树枝搅一搅，就做成了一碗绿色的“汤”，其它的“菜”也是同样的做法。做完饭，我们围坐成一圈，一人捧着一碗绿色食物，假装吃得津津有味，还煞有介事地评点说：“这菜太咸了，下次少放盐……”
　　孩子们的友谊通过一次“干事儿”就可以建立起来。玩两次、三次的话就完全可以称兄道弟，称姐道妹了。那个暑假，我和小吴姑娘“干”了无数次事儿，整日形影不离。走在街上，村民们笑着指着我们说：“看，这姐俩儿……”。
　　当时，村里有人从城里拉来一批刺绣半成品，分给村里的妇女加工，小号绣品一件两毛，中号五毛，大号一块。奶奶也在院子的过道里架起撑子绣起来，但奶奶眼睛不好，刺绣功夫也有限，只能加工小号的简单绣品，我就在旁边帮她穿针引线。小吴姑娘和吴妈妈常常搬着板凳和撑子来过道里和我们一起刺绣，顺带唠点家常。我发现小吴姑娘家拿的货全是一块钱的大号绣品，更神奇的是，那么复杂的花样，小吴姑娘两指间的绣针在白布上穿梭几次，就勾勒出一朵牡丹花，比拿着画笔画画还简单。我两手趴在她的撑子边上，眼睛紧跟着她的绣针上、下、左、右移动着。
　　“啧啧，瞧你家闺女，真厉害！我就算再年轻个二十岁也绣不成她那样。”奶奶不禁赞叹道。“还行吧！这手艺又不能当饭吃。”吴妈头也没抬一下，一针一线认真绣着花样。
　　我趴在撑子边看着小吴姐，心里满是敬佩，头探过去，悄声问道：“小吴姐，你以后上大学吗？”
　　“上啊！”她漫不经心道。
　　“那你上哪所大学？”我问。
　　“不是清华就是北大吧。”她说。
　　“真好，我也想上……”我眼巴巴道。
　　“行啊，我上清华，你上北大。”她笑道。
　　“真的吗？”我欣喜道，仿佛上大学是她可以决定的事情。
　　“真的，真的！”她敷衍道，重新穿好针线，开始绣另一件绣品。
　　那时在我们村里，若有人问以后上哪所大学，一般都会说清华或者北大，这样说不是因为我们狂妄或是自信，只是因为在我们的头脑中只知道这两所大学。
　　听奶奶说，吴妈一家的绣品赚了一百多块，单单小吴姑娘自个儿就赚了五十。奶奶一边数着可怜的几张票子，一边数落我道：“看看你，再看看人家小吴姑娘，啥都会，这么小就能帮家里赚钱，你能干点啥？”我不喜欢听，赌气似的从奶奶家跑出来，恰好碰见小吴姑娘骑着自行车回来。她招呼我过去，从车筐里拿了一串葡萄给我，说是赶集买的，我双手接过葡萄，沉甸甸的，小声说了句“谢谢小吴姐”。她又从塑料袋里掏出一件裙子，在身上比量着，问我：“好看吗？今天去赶集买的，才十五块钱！”我愣愣地看着那条裙子，那真是一件漂亮的白裙子，领口有木耳型的花边，胸前还有一排白瓣绿蕊的小花装饰。我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身上穿得是奶奶缝的白布衫，穿了太久，胸前灰迹斑斑，衣角处还破了几个洞。我的脸瞬间红了。在这件白裙子面前，在小吴姐面前，白布衫和我都是那么不堪入目。我将上衣偷偷往裤子里塞，企图能掩盖它的肮脏，它的不堪。
　　“说话呀，到底好不好看？”她急切地问道。
　　“好看……”我哽咽地说出这几个字，扭头跑回了奶奶家。
　　暑假过后，我回镇上念书，临走之前没有和小吴姑娘告别。我怕她会穿着那件白裙子来送我，那样我会更加难堪。不见也没啥大不了，反正以后还会再见的……我这样安慰自己。
　　我却没想到，再见到她，已是另一番模样了。
　　再回到村子时，她已经不在村里了。奶奶说，小吴姑娘刺绣功夫好，跟人去城里干活儿了，一个月能赚六七百呢！还说，吴妈隔几天就换一件新衣服往人堆里扎，就等别人问她在哪儿买的衣服，这时她就会骄傲地说：“俺闺女在城里大商场买的！大商场你知道不？老大呢，特气派，那里的衣服一件都得五六十！”。奶奶叹气道：“看人家养个闺女，净往脸上贴金……”
　　后来，又听奶奶说，小吴姑娘去了市里的大工厂，还是外国人投资的，一个月两千多块呢！
　　奶奶又说，吴妈戴金项链了，金灿灿的！吴老二穿了皮鞋，还是金猴的！
　　奶奶还说，小吴姑娘好久没回村里了，指不定又去哪儿赚大钱了！
　　再后来就没有小吴姑娘的消息了，村民们都猜测说，小吴姑娘肯定出国了，一年能赚好几万呢！
　　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我的升学宴上。我考的大学虽不是清华北大，但家里人还是很高兴，说要在村子里办几桌酒席庆祝一下。说是酒席，其实不过是请亲朋好友、邻里邻居聚在一起吃个饭，没什么讲究。我们在屋外的沙地上摆了两张桌子，还没放完碗筷，只听屋后一阵接一阵的打骂声，紧接着，一个穿着风衣、戴着帽子的女人朝我们跑过来，她跑得太急没有看路，被桌子腿绊倒，带翻了一桌的碗筷。
　　“干什么呀这是！急什么！”奶奶气呼呼地骂道，弯腰去捡沙地上的碗和筷子。
　　女子自己拍拍手站起来，不经意间看了我一眼，她突然愣住了，我也愣住了。她下意识地裹紧胸前的风衣，把帽子往下一拉，一句话没说，转身就跑。
　　即使这样，我依然看清了她的面容，还有她略显笨拙的身材。
　　吴妈哭喊着“造孽啊！造孽啊！”，从屋后踉踉跄跄地跑出来，她赤着脚，头发蓬乱，衣服上还有几道裂口。她抓着奶奶的胳膊，撕心裂肺地吼道：“大婶子，我可咋办啊！我怎么养了这么个畜生？我可咋办啊！”
　　后来听奶奶说，吴莲在外面打工的时候和一个男人在一起了，回家找吴妈要钱结婚，吴妈不给，两个人就动起手来，吴妈打不过她，硬是被她拿走了四千块钱。奶奶说完，转向我，一本正经地叮嘱道：“你可别像她那样，你要好好读书，知道了吗？”说完，还在我脑壳上敲了一记。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吴莲。
　　大学毕业后，我保送上了研究生，回老家看奶奶，发现屋后停了一辆红色的轿车。我问奶奶是谁家的孩子回来了，奶奶用鼻子“哼”了一声，冷冷地说道：“还能有谁？那个吴莲呗。”我绕到屋后，想去看看吴莲，那辆红色的轿车挡住了我的去路。它横在她家门口，像划出了一条银河，把我和她就此隔开。恍然间明白，其实，我们早已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血红的颜色刺激着我的瞳孔，轿车的车窗微开，浓重刺鼻的香水味迎面袭来，我捂紧鼻子，转身离开。
　　不久，吴莲把她父母接到城里去住了。
　　吴家屯里再也没有姓吴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