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劭春，生物系1991级校友，博士，美国分子临床遗传资质专家。

　　那是2015年夏天。带上两个在芝加哥儿童医院出生的“香蕉人”探访山师。一路讲解过来，她们或是惊诧，或是怀疑我们苦读的真实度。当路过女生宿舍旁边的开水房时，那一片倚在墙角的暖水瓶，仿佛穿越了十载，二十载———那时，青春年少的我们匆匆跑过，把空瓶放在避风的墙角，跑操归来,又熙熙攘攘地在热气腾腾的打水房外面排队……记忆的大门缓缓打开。
　　1991年我来到山师的时候还未满18岁。是班里最小的一员。年龄最小，个子最小。几乎所有的人都喊我“小柏”。直至现在人已中年，我依然是“小柏”。
　　1991年的国家还处于致富的起步阶段。我们的同龄人还都有穿哥哥姐姐旧衣服、旧鞋子的记忆。记得那年山师收取的4年的学杂费是五百零几块钱。这笔金额对于许多家庭来说不算小数目，因此生物系对这笔钱的安排简直到了精致到毫厘的地步。这五百多块包括了军训的服装、宿舍的全套被褥、4年的书本费用、实验器材、大二那年青岛海滨实习10天的食宿，甚至还有大小壁橱的两把锁。令我难以置信的是毕业结算居然还有结余，但余额实在记不清了。
　　我们是真正的国家培养的一代人。从进入山师的那一天，国家负责了我们的知识和物质的双重食粮。每个月我们都可以从班里的生活委员那里领到60元的饭票。记得“元”这个级别的饭票是绿色，“角”是黄色，“分”是深红色。那时候山师的饭票是周围市场、商店、小商小贩的硬通货。我们可以用饭票去买文化东路上的炸萝卜丸子、炒瓜子，甚至日用品。而扎成一滚滚的饭票又被熬不到月底就弹尽粮绝的男生们以人民币的形式换回，重新流动到市场上。周而复始，沿街的小商小贩勤劳而又热情地“欺骗”着这些高智商的天之骄子。
　　文化东路是一路墨香。蜿蜒西去，把几乎所有的山东名校都贯穿过去。一到周末，全是三三两两的别着各式校徽的大学生走在街上。山师的校徽是白底、繁体红色的“山东师范大学”字样。如果变成了红底、白字，那就是研究生的校徽了，属于极品、贵品。
　　我们那个年代，山师的学生农村来的居多。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对山师满意，满足。学习风气极正。所有的孩子脑子里都绷着一根好好学习的弦。新生们对自己的要求非常明确，学好专业课，学好英语和计算机。我们那时候，英语四级是毕业的必需条件。通过率基本上是百分百。各个人心中的目标是优秀，就是100分考85分以上。系里会发奖学金。而志向报考研究生的学生，则会马不停蹄地奔向六级考试。那时候宿舍熄灯号吹响后，每个人都会拿出一个盒带式小录音机，放上外语系大外部录制的英语磁带，记得最流行的是《走遍美国》，带上耳机在被窝里悄悄地听。
　　记得那时候重要的专业课都是上小堂。我们班共有42个人，每次上小堂都不需要点名，整个教室坐得满满的。课间还会追要老师的课件抄一下。大家都会去抢座位，争着坐前两排。时间上争分夺秒，甚至觉得下最后一节课去宿舍取饭盆都是浪费时间，于是就早上肩背书包，手提饭盆去教室。第四节课后便直接冲向食堂打饭。当然，也是饿啊！四节课下来，饿得敲饭盆儿。老师就可怜我们，下课，解散一群“饿鬼”。
　　90年代初的图书馆是校园里的一座巍峨的建筑。当时的馆长是我们辅导员的父亲。图书馆每天都是爆满。到了期中、期末考试更是一座难求。那时候多么希望和蔼可亲的老馆长认识我们，给我们内部预留啊。无论寒暑，图书馆楼前的空地上总是站满了去抢座位的学子们。抢座位的同学要高效率地吃完早饭，整理好内务，提前到图书馆大门前占据有利位置，还要在图书馆开门后，敏捷地在人流中穿梭，方能在二楼三楼的大自习室成功地圈拢一桌半桌之地。我大学有两个挚友。抢座一般是我和一个济南的挚友轮值。另外一个在绣花般搞好内务后，能准确找到我们就不错了。我们就得不停地对路过的、用哈喇子巡视那个空位的各系学子们解释,有人，有人。
　　大三似乎是我们这群人的分水岭。
　　英语过级考试结束了。大家面临的选择就是考研或者多辅修技能，准备找工作。我们那时候国家负责工作。就是毕业必须解决工作。学生的档案由当地教委提走，然后安排对口工作。即使这样，也几乎没有人掉以轻心。大家都在学习本系专业课的同时，到外系去选修计算机、外语等。如果修满1年，成绩合格，就可以拿到一个相关专业的专科学位证书。我们那一级毕业的时候，几乎每一个都是带着一个生物教育本科学位和一个非生物专业的专科学位离开山师的。
　　系里专门给立志考研的学生们开辟了考研室，就让大家免去了图书馆抢座的体力付出，专注于考研复习这项脑力劳动。考研室在楼层中间大厅的正对面。这个大厅属于军事意义上的“九省通衢”之地。周一至周五各系人马汇集于此，分散开去，如此这般，永不停息。周末摇身一变，录音机打开，转头灯打开，又成了柔情蜜意的舞厅。
　　即使这样，也没有阻止一墙之隔的考研学子们的拼搏。
　　我们把4年的书籍都搬到了自己的考研书桌上。是厚得压趴书桌的一摞。记得有个男生丈量过，说等我们把这摞到脖子的书啃完了，咱们就进考场了。
　　考研如同第二次高考，只是没有了老师的絮叨，靠的是自己的坚持和自制。记得考研前夜一宿不曾入睡。早饭什么也吃不下。进考场前吃了一板巧克力。至今清楚地记得那板巧克力的味道，苦的，一点甜的味道都没有。至于考场在哪里怎么也回忆不起来了。只记得第一场英语下来，坐我后排的男生问我，小柏，英语作文写的什么，我说是教育，他说他也是。我说是希望工程教育，他说他写的是电视教育。
　　考研就此把我们这一批同时跨入文化东路88号的同窗划分开。考取了的或留在山东继续攻读，或奔赴东南西北，自此离开了乡音缭绕的齐鲁大地。而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同窗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几十年如一日地做一名中学老师。时至今日，好多同学已经是当地教育界的领军人物，为他们骄傲。他们没有辜负山师培养我们的初衷———做一名优秀的老师，教书育人。
　　我带着自己生物教育的学位来到了中国科学院上海脑研究所，开始我的硕博生活，专业是人类遗传。自此离生物教育也越来越远。
　　博士毕业后又背着我的生物教育本科学位、遗传博士学位来到了美国。自此去国离乡。祖国成了我每年探访的客居。而山师就此便成了青春的记忆，那些记忆里盛放着女生食堂的牛肉面、酥皮饼、活动中心二楼的水饺，以及晚上熄灯前一块泡着脚闲言碎语的一群黄毛丫头。
　　有时候被孩子问及，你们大学的时候做什么呢？每每讲起这些，孩子们都笑得直不起腰，觉得我们就是一群傻读书的书虫。
　　可我一直认为，那时候的傻读是一种投入的幸福。国家给予了我们最平和、最无忧的读书环境，而我们就是徜徉在书海学海中的弄潮儿，海阔天高，任我畅游。至今离开熟悉的校园已有二十五载，可每次看到任何关于山师的只言片语，都让我温情涌动，深深激发起对母校的怀念。也由衷地祝她越来越年轻而有活力，绽放美丽，传递爱和力量。